壯哉!我的國歌

韓萬齋老先生宣講國歌,迄今已有24個年頭,在這漫長的時光裡,他為何能將《國歌·國魂》的講座堅持宣講二十多年?他為何能立於洶涌澎拜的物質潮流中,寂寞而艱辛地耕耘精神?他為何會在獲悉自己被評為四川省“十佳五老”時,第一反應不是欣喜,而是覺得“心有慚愧”?

這位已近八十高齡的著名作曲家,四川師范大學藝術學院原院長,瘦削身軀,清矍面龐,當他談起“國歌”時,眼神閃爍著理想的光芒,如星子般閃耀明亮,韓萬齋的聲音是這般鏗鏘有力:“我們的國歌是世界上最好的國歌之一!我希望更多的青年人了解我們的國歌、永遠高唱我們的國歌。”

韓萬齋說,自己最初宣講《國歌·國魂》講座,其實是有一個現實的契機:1996年6月,四川師范大學校領導找到了韓教授,希望他能給全校學生講講國歌,進行“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韓教授說話很直,他說:“講國歌?講國歌有人來聽嗎?現在大家流行的都是什麼‘妹妹你坐船頭,哥哥在岸上走’,學生會接受國歌講座嗎?”不過,話雖這樣說,韓萬齋的心,還是被這小小的火種給點燃了,能以國歌為載體,來激發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這是非常重要且迫切的事,再說校領導也表示了“要全力支持國歌講座的開展”。韓萬齋回去略一思忖,決定6月8日,先在自己的公選課上試講一番,看看效果再說。

韓教授的公選課上,150多個學生認認真真聽完了試講的《國歌·國魂》,孩子們眼神明亮掌聲真誠,讓韓教授心裡有了底。十天之后,在6月18日的《國歌·國魂》講座上,他站在寬敞的學術廳中,面對台下四百多個學生,激情澎拜,語句鏗鏘。在講座結束時,韓萬齋帶領大家齊聲高唱國歌,許多學生眼角都挂著晶瑩的淚滴,在激昂的歌聲中,他們勇毅地望向前方。愛國,不再是一個遙遠的抽象名詞,它實實在在,此刻就跳動在四百多個年輕的胸腔之中。

也許,韓萬齋自己也不能預料:就從1996年6月開始,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精力、他的時間,和《國歌·國魂》講座再也不能分割了。從這天起,韓教授接到了源源不斷的邀請,請他到各地去宣講《國歌·國魂》講座,借由這個“四下講課”的機會,他索性對各地高校學生的藝術素質情況作了一些調查,先后共發出調查問卷500份,就是從收回來的453份問卷中,韓教授看到了當前大學生對於國歌認識之淺陋,隨手一摘,便是令人觸目驚心的尷尬現實:

在默寫“國歌”歌詞時,453人中,一個字也寫不出來的有40人﹔默寫歌詞不完整、有漏字、錯字、別字的383人﹔而能夠完整、一字不錯地寫出全部歌詞的,僅有30人,佔回收卷的比例為0.7%。

在學生默寫的錯字、別字、錯句之中,包含有這樣一些錯句:起來,不願作“努力”的人們。起來,不願作“奴役”的人民。把我們的“鮮肉做成”我們新的長城。每個人“都會發出”最后的吼聲。每個“都迫切發出”最后的吼聲。每個人“們被迫發出”最后的“喉聲”。每個人“都被迫發出”最后的“口聲”。“美國人逼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到了最“危急”的時候。我們“萬種疑心”。我們“萬鐘依心”。冒著敵人的“大炮”,“先進,先進,先進,進”……

看著這面目全非的“鮮肉”“口聲”“疑心”“先進”,韓萬齋一口氣噎在喉頭,呼吸吐納都壓得他的心好痛。耐著性子,繼續讀下去,在問及“詞曲作者”時,答卷的學生,大多數都知道“聶耳作曲”,但詞作者,卻竟有106人答成了“冼星海”或“洗星海”,有229人根本不知詞作者是誰!

在提問《義勇軍進行曲》正式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時間時,在發下去的500份答卷中,隻有一人給出了正確答案:1982年,其余呢,有218人誤答為1949年(定為“代國歌”的時間),還有234人壓根答不出。

韓萬齋對這件事較上了勁兒,他一開始,抑或這樣想過:會不會是學生對國歌的相關知識了解不夠,並非國內青少年的共例呢?但就在1996年9月28日的《人民政協報》上,韓萬齋看到這樣一則新聞:“一項對清華、北大、北師大、首都師大……高校的500名學生的調查報告表明:其中隻有78人能完整地寫出國歌歌詞”。無獨有偶,在1998年4月27日的《成都晚報》上稱,“廣西一次招聘會上,9名應聘的大學生中,隻有2人能完整地唱完國歌歌詞。”

青少年們,你們是未來國家的主人翁,是明天的棟梁,是祖國的希望,可你們卻連我們自己的國歌都不了解,稍一考查便錯漏百出,這到底是怎麼了?韓萬齋開始苦苦思索。

如今,當韓萬齋通過“問卷調查”,切實了解到身邊真有這麼多人,對國歌的了解並不深入並不全面,甚至謬誤百出。韓萬齋不僅僅是理論派,看出了問題所在,他眉心挽了結,心中漸漸升騰起一個堅定如鐵的念頭:我要將國歌推介、宣傳到底!盡微薄之力向大家宣講國歌,傳遞正確的愛國思想、愛國信念和正確的價值觀,增強我們的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強精神。

韓萬齋將自己定義為“一名從事音樂教育的人民教師”,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newmanjacobs.com/,威廉-若泽從自己的專業入手,激發大家心中的愛國熱情。為何他選中了國歌作為載體呢?在他看來,放眼世界各國,有哪個主權國家不以某種形式,比如圖騰、神靈、天皇、女王、偉人、元勛等等來作為國家的象征,以喚起國民的愛國之情,作為民族的精神支柱,藉以增強民族的凝聚力?

韓萬齋曾飽含深情地講道:“其實好的藝術作品,都是植根於生活,都是能夠打動人心的,只是被一些人人為地架上了‘神龕’。藝術一旦被神化之后,它就會失去傳承和發揚的生命力,變成藝術精英們自我吹噓或互相吹捧的冥幣。作為一名音樂工作者,我希望更多的年輕人,能真正靜下心去欣賞我們的國歌,熱愛我們的國歌,把國與家的命運、與自己的命運緊緊地連在一起,把國歌中的‘居安思危、安不忘危’的內涵深刻於心底!”

這是一位文化志願者發自肺腑的聲音。有人問過這位原四川師范大學教授,碩士生導師,國務院政府津貼享受者,說您從1996年6月第一次國歌講座到現在,堅持了漫長的24年時間,義務宣講了一千多場《國歌·國魂》講座,不包括通過廣播收聽的聽眾、電視收看的觀眾,粉絲已不下百萬,您做的這一切,該收獲了很大的成就感吧?

講座現場,不時會響起雷鳴般的掌聲,學子揚起青春光潔的臉龐,噙淚合唱國歌時,韓萬齋內心怎能不也隨之激動隨之澎拜?但當他一個人靜下來時,卻常常會想起一封信,這封信令他時刻提醒自己,不要受摻雜虛榮心的成就感麻醉。那封信提出了一個尖銳的疑問,寫信的人叫劉恩茂。

那是韓萬齋剛開始國歌講座一兩年后,他受邀到四川大學宣講,講座結束后,一個叫劉恩茂的川大男生,夜裡寢室熄了燈,他輾轉難眠,躲在被窩裡,打著手電,給韓萬齋寫了一封信。劉同學說,他到學術報告廳時,已經沒有座位了,他便站在最后一排聽,聽著聽著,他走到了中間,再聽著聽著,他又擠坐到了最前排,非常認真地聽完了整個講座。他在信中寫到:“您的講座激發了同學們的愛國熱情和一陣陣掌聲。然而,當我走出報告廳的大門,迎面一股涼風吹來時,面對著這現實的不能再現實的世界,不由得想到:這一時的熱情能在我們心中停留幾天?”

這是一封真誠的來信,卻讓韓萬齋陷入了真誠的痛苦思索中,他開始不斷追問自己:在一場接一場的講座中,在一個又一個熱淚盈眶的聽眾中,到底有幾個人是真正而徹底受到感染的?那些受到感染的,當他們再回到“現實得不能再現實的大環境”中、當他們不得不依舊沿用“太現實”的態度來應對解決人生問題時,我的講座,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

對於一些人來說,遇到阻撓、困難,會選擇退縮和逃避﹔但對於另外一些人,卻如同浴火的鳳凰,即使經受烈焰的洗禮,亦不改初心,反而迸發出更為堅毅勇敢的力量。韓萬齋,無疑屬於后者。

韓萬齋坐在書桌前,默默不語,一動不動,心思卻走過了千山萬壑:誠然,如今我國物質文明建設已邁向了一個嶄新台階,許多人也一邊 “向錢看”一邊奮力往前沖,爭當時代弄潮兒、“成功典型”。我們中華民族好的、優秀的傳統文化,在這“現實風氣”面前竟顯得無足輕重,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利己主義大行其道,年輕人被不健康的音樂淹沒,這是不容回避的現實。但是,這並不代表年輕一代就“隻能”抱持一顆麻木的心,行走世上,浪費光陰。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隻要能多喚醒一個,也是為這“現實得不能再現實的大環境”多培養了一個反思者、挑戰者!

不知不覺,韓萬齋獨坐桌前,黑夜悄然退卻,窗外已露點點曙光。就這樣,劉恩茂的來信,一句如雷貫耳的反問,讓韓萬齋驚出一聲冷汗,引發深思,卻並未改變他對國歌的宣講激情,反而讓他擁有了“逆水行舟”的勇氣,韓萬齋當即決定:隻要有需要,一定堅持把國歌講下去!

韓萬齋誓以一個音樂家特有的民族正義感和尊嚴,挑起這愛國主義教育的重擔,面對當前“缺乏營養”的流行音樂,他曾奮筆疾書一抒胸臆道:“願我們的音樂少一些困惑,多一些堅定﹔少一些淒涼﹔多一些豪興﹔少一些冷漠,多一些熱情﹔少一些憂傷,多一些振奮!”

韓萬齋在講座中,以國歌為中心,不僅從音樂的角度,對國歌本身的作曲技巧和曲調作深入淺出的分析,還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講述《義勇軍進行曲》被確立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的歷程,講述國歌受喜愛的原因、國歌存在的意義,談到了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精神和我國歷史各個時期涌現出的民族英雄、愛國志士。他說:“國歌鮮明地展現了國家的形象,體現著國民的情感和意志,凝聚著中華民族之魂,是中國人信仰的具體表現。”

有些聽過講座的同學,親切地稱韓教授為“可愛的老憤青”。韓萬齋在講座中,會運用大量的親身經歷、威廉-若泽圖片和事例印証各種事實,對我國社會主義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各種社會丑惡現象和不良風氣提出批評。韓教授號召同學們堅定愛國信念,為將來更好地報效國家、民族、以飽滿的熱情努力學習、刻苦磨礪。

一位女生在講座之后,這樣真誠地評價道:一個真正愛國的青年應該有能力“創造”和“改善”,而不是隻懂得“破壞”和“叫囂”﹔應有自己的見解而不是聽了別人說什麼就受煽動﹔應該有血性更有智慧和人格魅力﹔應能用語言等表達方式感染人、激勵人、震撼人心。

韓萬齋是個敢直言真話的人,他面對當前對青少年的培養問題,一針見血地提出了自己的獨特觀點,他說:“我們總強調培養孩子的體力毅力,卻忽略了正確價值觀和道德觀的有效培養。沒錯,我們現在物質生活豐富了,人的身體比以前健康了、長壽了,人也有毅力、懂得執著追求了。身體的培養固然重要,我們不再是東亞病夫,但我們的價值觀、世界觀和道德精神文明也不是‘病夫’了嗎?”

最讓這位初聽講座女生印象深刻的,是韓教授將國歌的歷史背景和人物故事,都講解了一遍,原本以為會“無聊枯燥”的講座,她聽得津津有味意猶未盡,情不自禁為韓教授“點贊”道:我覺得這就很好啊,現在我們教育我們的孩子,總是告訴他們“應該做什麼”而不告訴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或者講得不夠透徹,隻會念空洞的大話,隻會告訴孩子去死記硬背,深入不了人心。

對於韓萬齋這麼多年的堅持,他身邊也不乏一些另類的聲音,說國歌過時了,韓萬齋的這種做法過時了,特別是歌詞,那是抗戰救國存亡時唱的,對此,韓萬齋毫不猶豫地回應道:“雖然現在我國國家實力大大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有了質的飛躍,但是,有的人罔顧精神道德文明建設,把我們民族的那些優良傳統丟棄掉,反而把外國的垃圾當成寶貝,諸如此類的境況,難道不該用‘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來警醒一下自己嗎?難道不應該‘起來’改變這一切嗎?”

講座結束時,全體起立齊唱國歌,這位被“可愛老憤青”迅速“圈粉”的女生坦誠地表示:“我不得不說,我很久沒有聽到過新一代的年輕人這樣唱過國歌了:聲音洪亮有力,聽得見裡面飽含的情緒和力量,唱得很認真,聲音完全蓋過了伴奏。”作為一個普通的年輕學子,她的心聲,其實更能代表很多人的心聲。

2012年,韓萬齋加入了四川省關工委宣講團,開始為全省中小學生宣講。此時的韓教授雖然已年過古稀,但他的國歌講座仍俘獲了不少年輕人的心。有聽眾描述一次難忘的經歷:本以為枯燥、抽象的國歌講座會冷清清的,可結果卻大大出人意料——僅能容納400人的電教廳被擠得水泄不通,過道上、走廊上,擠滿了聽講座的師生!未能入場的同學隻好在外面“探”聽、“擠”聽、“站”聽。

在韓萬齋印象中,有一件事大約稱得上是“創舉”:給小學的學前班同學宣講國歌。怎樣才能調動五六歲小朋友的興趣?韓萬齋自有辦法:他從“國”的拼音講起,親切地問大家:“guo這個拼音可以聯想到哪些東西?為什麼每個人都離不開guo?”孩子們好奇而積極地大聲發言,現場氛圍熱烈,不知不覺,韓萬齋竟講了一個多小時!有位老師悄悄笑著告訴韓萬齋:“教授,我發現:今天您講國歌一個多小時,習慣了45分鐘下課的娃兒們竟沒得一個去解手的。”韓萬齋聽后開心得哈哈大笑。

韓萬齋曾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八屆四川省委員會做了一個提案:《愛國主義教育,從幼兒抓起!》。他強烈呼吁:現在的幼兒是祖國的未來!愛國主義,從幼兒抓起,為二十一世紀中國培養出愛國的新一代吧!

韓萬齋對待愛國主義教育的澎拜激情,有時也難免遭遇不諧諷聲,有人說他“和時代脫節”,他卻願意當一回“堂·吉訶德”,為了純真的信仰,全力和物欲的“風車”作戰。

韓萬齋宣講國歌的場景被傳播開來,他家迎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客人,許多大專院校、中小學、黨政機關、廠礦、企業、群眾團體紛紛前來邀請他去宣講。有人給韓萬齋算過一筆賬,如果他每講一場國歌收2000元的話,那他都快成百萬富翁了。但他沒有“向錢看”,而是不計報酬地堅持宣講國歌,激勵后人。他還自掏腰包選編、復印了被師生們稱為“新三篇”的《信仰與修養》(包括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和《紀念白求恩》以及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習《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以及關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資料,分別免費發送給學生們,希望他們能從中汲取營養。

韓萬齋強調,學習國歌中體現的愛國主義有個方法問題,一定要與時俱進地學。具體來說,就是要用黨的理論創新成果武裝自己、充實自己,這才是學得其法。隻有這樣,才能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學以致用,並立足本職,把愛國精神轉化到建設祖國的實際行動之中。對此,韓萬齋身體力行,很好地詮釋了“與時俱進”的线年,他走過的地方多如牛毛,見過的人數不勝數,人們隻知道韓萬齋在這24年間對國歌的解讀越來越深刻,韓萬齋結合不同時期的時代特點對國歌進行了深入分析,國歌對於現在的人來說不但沒有落伍,反而擁有更加催人向上的鼓舞作用。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國歌中所體現出來的民族自豪感進一步激勵著我們勇敢地為了實現“中國夢”而努力奮斗。此外,韓萬齋還從音樂專業的角度,向人們展示了我國國歌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國歌之一:它通過鏗鏘有力的戰斗性節奏和熱情向上的旋律以及慷慨激昂的歌詞,表現了國家堅如磐石、穩如泰山的形象,以及中華優秀兒女為了國家的生存和發展強大英勇不屈、百折不撓的堅強決心。

韓萬齋的事跡產生了廣泛影響。瑞典皇家藝術學院(KKH)授以他榮譽博士証書和“瑞典皇家北極星勛章”,世界教科文衛組織(WEO)聘他為“專家成員”,還被評為“四川關愛明天十佳五老”。2013年,英國皇家藝術研究院(KKH)授他以“終身榮譽院士証書”與“英國皇家騎士勛章”,並聘他為客座教授。在該院的“榮譽院士檔案表”的“應聘感言”一欄中,韓萬齋寫到:“讓中華民族的優秀藝術在人類藝術的百花園中永放光彩,當是榮任此職的應盡義務和神聖職責!”學生們對他更是贊譽有加,許多同學說,這位德高望重的師長,教學有幾大特點:“看似隨意卻意味深長,天馬行空卻重點突出,循循善誘而‘放任自流’、充滿激情與浩然正氣。”

韓萬齋在談到自己成為“十佳五老”的其中之一時,說了這樣一段話:“人家那40多個‘十佳’,哪怕是隻做了一件好事,可也是實實在在、主動地做了啊!我講國歌,幾乎沒有一場是我主動去聯系,都是人家來‘請’的……”這個朴實而真誠的老人,他並不覺得自己的行為有多崇高多偉大,反而覺得“自己是‘十佳五老’中最弱的一個”,他恨不得能多奉獻一些,多付出一些,多給予一些!但是,無數從講座中受益的孩子,他們卻以自己的真心實感告訴韓萬齋:是您帶領我們重新認識了國歌,真切感受到了國歌中飽含的強大精神力量和堅韌的民族信念,讓我們心中的愛國熱情,油然而生。每每有年輕孩子告訴韓萬齋這樣的心聲,他都會心潮起伏,感動不已,無悔無怨於自己當初的選擇。

在榮譽面前,韓萬齋說:“國家、社會和學校給我太多的榮譽和鼓勵,我感覺受之有愧。作為一名普通教師、一個中國公民,宣講國歌是自己應該做的事,我要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宣講黨的理論、宣傳愛國主義,我要為民族的自尊、自強吶喊!不為別的,隻因為我是個中國人!”

詩人艾青,在他的經典詩篇《我愛這土地》中,有這樣一句:“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不是真愛祖國母親,真愛這片土地,真愛我們祖祖輩輩生於斯逝於斯的家園故土,又怎會有這樣深情刻骨的“眼含淚水”?韓萬齋笑說自己是個“老黨員”,因為他正式入黨的日期,是自己六十歲生日的前一天,他趕在了“花甲”之前,實現了“葉落歸根”——加入到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隊伍之中,若無強烈執著的持久意願,他又怎會有如此舉動?

韓萬齋猶記得在得知九屆“人大”選舉結果那天,他驚喜萬分,徹夜難眠,懷著激動之心,一個字一個字寫下了《入黨申請書》,這是他第五次向黨遞交的申請。老作曲家的漢字書寫極富個人特征,不少字體都寫得“圓圓的”,就像一個個可愛至極的小音符,有種赤子的天真感。他這樣寫道:我生於1941年。我的家鄉於1948年解放。1949年,我初入小學時讀的第一篇課文是解放區編印的《語文》課本上的“雞叫了,天亮了。”家鄉解放那年,我學會的第一首歌是解放軍同志教我的:“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媽媽給我第一次買回的連環畫冊是:《劉胡蘭》《帥大姐》……我的童年是充滿勃勃生機的新中國的燦爛陽光照耀著的﹔我的童年是優秀的中國共產黨的先烈們的浩然正氣滋養著的。

《入黨申請書》裡,韓萬齋感恩於自己童年是如此美好,與這“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相對比的,是在家鄉解放之前,他差點小命不保的殘酷現實。

韓萬齋在講座中,曾感慨自己是“早該死了的人”。為何這樣說呢?當他的家鄉,山西交城被日本人侵略時,那時的小萬齋,還是母親懷中的一個小小嬰兒。那是中國人永遠難忘的黑暗年代啊!哀鴻遍野、舉國悲憤卻又無能為力,多少善良無辜的中國人,死在了硝煙戰火中。

過去,青壯時代的韓萬齋每次回到老家,當年親眼見証過人間慘劇的街坊鄰裡們都會張開缺牙的嘴,伸出干癟枯瘦的手,拉住韓萬齋激動念叨:“當時你真的很乖,曉得一聲不吭,不然……”

成年后,不止一個人告訴他:當年你命大,你好幸運。韓萬齋卻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最幸運的,不是逃過了“死劫”,而是迎來了整個民族的“新生”。

1949年,韓萬齋情願自己的童年,從這一年這一天開始,因為,此前的歲月不忍回望,此后卻是“幸福的金色的童年”,他在那時起,心中便種下了一粒小小的種子: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那樣的人!

這是一枚多麼可貴的種子呀,幾十年后,韓萬齋在《入黨申請書》中,還忍不住重憶“我的少年時期”,運用了這樣一番排比:

“多麼幸運!我的少年時期,充斥著社會的書盡是《卓婭和舒拉的故事》《古麗雅的道路》《青年近衛軍》《普通一兵——馬特洛索夫》、《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多麼幸運!我的少年時期,覆蓋著社會的歌盡是《卡秋莎》《海港之夜》《共青團員之歌》《中國少年先鋒隊隊歌》……

多麼幸運!我的少年時期,常聞於廣播、報刊的英雄、偶像盡是江姐、許雲峰、董存瑞、黃繼光、羅盛教、邱少雲……”

韓萬齋為何要念念不忘自己的“少年時期”呢?平心而論,建國初期,中國國力薄弱,人民群眾的物質水平,和如今是不可相提並論的,但誰能說吃得不夠好,穿得不夠好的青少年時期,便是蒼白、貧窮、苦楚的?恰恰相反!韓萬齋激情洋溢地繼續寫道:“青少年時期所汲取的精神食糧的優劣與物質食糧一樣,對於一個人的一生是至關重要的!幸運的少年時期所獲得的這些營養成為我生命中最寶貴的財富,伴隨著與生我養我的祖國母親一起堅定地度過了其后的狂風驟雨——無論經歷怎樣的曲折、無論經受多大的苦難,正氣長在,痴心不改,信念如磐石之堅!”

這段話,不僅僅是韓萬齋獻給組織的真心話,也解答了他為何會在本該享清福,從從容容過他退休生活時,卻孜孜不倦於《國歌·國魂》講座,不畏勞累,不問報酬,將“好的精神食糧”奉獻給無數個青少年。他說:“當雄壯的國歌被淹沒在許多不健康的流行音樂中時,我焦慮,我希望我們年輕一代要愛祖國、愛民族、愛國歌,我就決心用自己的專業所長、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宣傳愛國主義。我覺得,我們的國歌就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最好載體。”

愛國,愛黨,愛人民,真的不僅僅是一句口號,它們是多麼細微又多麼偉大的行動,多麼實在又多麼崇高的堅持,走過了24年,上千場《國歌·國魂》講座。

作為省政協委員,韓萬齋的每次政協提案,都是凝聚了思考的心血結晶,早在八十年代,他就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國歌法》,提案的第一句,他這樣深情地寫道:“國旗、國徽和國歌是每一個國家的象征和最重要的形象標志。升國旗和奏、唱國歌,都會激起人們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他希望“全國人大常委會草擬、制訂《國歌法》,對於:在什麼場合應該唱國歌、唱(或奏)國歌時人們應有什麼樣的姿態要求等等,立法規定”。當韓萬齋得知《國歌法》將正式實施時,記者上門來採訪他,問及他“現在是否感到很高興”?他一激動,打碎了家中的茶壺蓋。

這激動之中,又蘊藏著長達二十多年的感慨,從八十年代,他就像個斗士般熱烈呼吁著《國歌法》呀,一直呼吁到自己頭生華發年過七旬,終見心願成真!懷著難以言說的復雜心情,韓萬齋撰寫了一篇文章,他這樣寫道:“ 2017年10月1日,《國歌法》將正式實施,讓我無限感慨。我從1996年6月8日開設《國歌·國魂》講座,至今已經21年,講了1000多場,聽眾也遠超百萬人。支撐和鼓勵著我欲罷不能的,除了各地各級黨政部門的領導之外,更重要的是深藏在各個行業、各個階層的廣大國民中對‘鍋與碗’‘國與民’的關系的深刻認識,對‘八國聯軍’‘日本侵華’……的刻骨銘心的記憶所喚起的愛國熱情。當然,也是由於我們的國歌無論在思想性、文學性和藝術性上,都無疑是世界上最好的國歌之一!”

關於《義勇軍進行曲》的誕生故事,韓萬齋講過很多次了,但每次宣講,他都難抑熱血奔涌:1935年,日本帝國主義相繼侵佔了我國東北遼寧、吉林、黑龍江及熱河省之后,窮凶惡極地向著中原挺進。面對著瘋狂至極,看起來“強大”凶蠻的日本侵華軍隊,全中國、全世界的人都在關注著、擔心著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就在此民族存亡的危機時刻,上海電通電影公司攝制了一部電影《風雲兒女》,電影表現了三十年代處於深重民族危機之下的知識分子,如何沖出象牙塔奔走到抗日前線。

影片開拍時,聶耳應田漢之邀,為《風雲兒女》主題歌作曲,然而,田漢還未來得及寫歌詞,就被國民黨反動派抓進了上海龍華監獄。獄中,田漢在香煙錫紙的背面寫出了歌詞。田漢的家屬和地下黨組織幾經周折,將珍貴的歌詞轉交到了聶耳手中。當時,為避免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黨組織已決定讓聶耳出國,聶耳卻堅持說:“作曲交給我!我干!”當夜,就在聶耳住的小閣樓裡,他展開了香煙錫紙,一字一字,讀得切齒擊掌,詞中的如火激情感染著聶耳,胸中的國仇家恨使他激憤不已,腦海中一幕幕閃過了人民戰爭的壯麗畫卷……聶耳心潮澎湃,樂思奔涌,整整一個通宵之后,劃時代的杰作——《義勇軍進行曲》誕生了!

1935年5月24日,上海《申報》為影片《風雲兒女》的上演而刊載了這樣一則廣告:“這兒有雄偉的歌——是鐵蹄下的反抗歌!悲壯、哀愁、輕快、明朗,使你喜,使你悲,使你感奮,使你知道對祖國的責任”,“是初夏中國影壇上一闕勝利的凱歌”。

年輕時,韓萬齋右腿韌帶拉傷,隨著年歲增長,肌肉逐漸萎縮,他平時行路,腿腳都稍有不便,但《國歌·國魂》的講座,一講便是兩三個小時,年過古稀的韓教授硬是“坐不住”,堅持全程站立授課,他是這樣說的:“國歌,凝聚著無數英魂的呼嘯,記載著最深刻的民族記憶,每當講起國歌,我就熱血沸騰,坐不住啊!”支撐和促使著韓萬齋不停地宣講國歌的,還有那國歌的氣勢和國歌的內涵。

深刻懂得國歌的崇高意義,韓萬齋表現出了一個“文化志願者”的由衷尊敬,為了在宣講國歌時,把黨的創新理論講好、講透,韓萬齋購買了大量書籍系統學習。川師大政治教育學院一位老師這樣評價說:“從事音樂理論研究的韓萬齋老師,已成黨史黨建專家,可以來政治教育學院帶研究生了。”還有老師總結,說韓教授的講座之后,常會有不少學生向組織遞交《入黨申請書》。

韓萬齋點燃的,也許只是一顆顆小小的“星星之火”,但誰說星星之火不可以“燎原”呢?正因為有了一代又一代勇於奉獻的熱血青年,國家才會越來越繁榮昌盛。

最令韓萬齋欣慰的是十多年前一件舊事:某天晚上收看中央電視台的體育新聞節目,聽到央視記者採訪孔令輝時,記者問:“我注意到,這次在領獎台上,當國歌響起時,你和劉國梁都馬上肅立,並很庄重地把右手放在了胸口上。這在過去幾乎是從來沒有過的。當時,你們是怎麼想到的?”孔令輝回答:“我們聽說,四川有一位老教授批評說我們國家的運動員在奧運會領獎台上對國歌很不尊重,我就和國梁說,咱們這次領獎時要帶個頭……”這一段小小的插曲,也許就是促使韓萬齋生命不止、宣講國歌不止的又一個動力吧?

韓萬齋始終對青少年們懷有信心,寄予希望。他有一篇流傳甚廣的文章,是2002年“12·9”時寫給共青團員和年輕大學生的,篇名是《理直氣壯地高舉起共產主義信仰之旗》,在文中,他這樣寫道:

“一個人、一個學校、一個單位……乃至整個人類,在生存、發展中都需要一盞理想之燈,一盞引路之燈。共產主義青年團就是青年大學生們生活、學習道路前面的一盞這樣的燈。

這是一盞什麼樣的燈?‘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名稱已經明確了:就是‘共產主義’之燈!共產主義之燈引導我們走向哪裡?當然是共產主義了!共產主義是什麼?共產主義就是為實現全人類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繁榮、為實現絕大多數人的幸福而奮斗的事業,是為消滅‘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事業!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成員就是年輕的共產主義者!共產主義者是什麼樣的人?是‘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人,是‘幸福誠可貴,生命價更高,若為人民故,二者皆可拋’的人!

在這‘現實得不能再現實’的輿論、媒體構筑的大環境中,《國際歌》沒人再唱了﹔‘共產主義’口號被淹沒在拜金主義、享樂主義與極端利己主義的聲浪中﹔人類有史以來就夢寐以求的共產主義理想被弱化、淡化,甚至被一些機會主義者嘲弄、批判。在這樣的大環境中,我們的共青團員能不能堅持住共產主義信仰?能不能夠為這一信仰而真正地(不是口頭上的)奮斗終生?能不能夠‘吃苦在前,享樂在后’、‘見困難上,見榮譽讓’,人前人后一個樣?——這是同樣艱難的抉擇和考驗。”

字字有熱血,句句蘊真情,點亮信仰之燈,堅守共產主義,韓萬齋以一個知識分子的豐富學養、高貴良知融入了時代的主旋律,唱出了當代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的最強音,在他們心中燃起了永不熄滅的愛國之火!

全世界200多個國家,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歌。國歌是一個民族的精神體現,是一個民族的靈魂。精神文明是民族生存、發展的根本,愛國主義是國民的精神支柱。無論何時,講起“國歌”,清瘦的韓萬齋都會挺直腰肢,眼中凝聚起灼灼熱光。這24年,他過得忙碌辛勞卻內心充實,從宣傳國歌入手,韓萬齋24年如一日地對我們的青少年和國民施以正確的愛國主義教育:“不要忘記東北的萬人坑,不要忘記南京的大屠殺,不要忘記圓明園的斷壁殘垣……不忘歷史,不忘國恥!要居安思危,時刻警惕,‘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要振奮精神,‘起來!起來!起來!’用正氣、骨氣和志氣,重建我們民族的理想大廈和精神長城!”

何競,工學學士,文學碩士,曾任《女報》專欄作家,《佛山文藝》都市長篇小說連載作家,在國內報紙期刊公開發表三百余萬文字。已出版個人小說集《愛情動物》﹔與人合著長篇小說《落鳳坡》﹔與人合著出版長篇報告文學《鑄劍——微故事·法治四川》《向往——幸福羅江·百姓故事》《魯鵬現象》等。曾參寫報告文學集《警徽榮耀》《彩虹女人》《大愛華章》《感動》《逐夢》等。小說《我的1911》《香檳街紀事》簽售影視改編權。